《21世纪资本论》:皮克迪新书何以被热议

发布时间:2014-06-23 09:44:45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何江宁  
 
 

《21世纪资本论》:皮克迪新书何以被热议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他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是当下西方学界热议的话题。各路媒体纷纷刊登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一本600多页的学术书籍能在亚马逊高居畅销书的榜首,这样的业绩恐怕就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可是,皮克迪讨论的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他在书中讨论的是财富和财富的分配,揭示了资本如何可以成为平等和开放的敌人。在普遍信仰自由市场经济的年代,这位70后经济学家仿佛“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直言不讳的孩子,他的研究掀起偌大波澜也就不足为奇了。

市场自由运转的结果是什么?资本不受约束地发展会怎样?自由市场是否是通往自由平等之路?皮克迪和他的同事追踪了从19世纪末的法国、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直到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状况,大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流入顶层1%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顶层1%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份额是五分之一;到1950年,这一份额被削减至不到原来的一半;但是,自1980年起,顶层1%的收入份额又一次大幅上升,并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对收入不平等趋势的详细分析还显示,1980年以来,拥有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且白手起家、劳动致富的可能性在不断降低。因此,克鲁格曼在评价此书时说:“《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这样的结论不啻为对“美国梦”的迎头痛击。皮克迪的研究显示,在以自由和开放自居的美国,实际上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都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个人才华与辛勤劳动恐怕不如通过联姻继承财产更为直接利落。所以,“生女当如邓文迪”,这是最有保障的向上流动的途径。因此,皮克迪把今天的美国与一战前的欧洲相提并论。他的工作提醒我们,自由市场并没有把美国引向开放社会,而是恰恰相反。如此看来,皮克迪的研究引起轩然大波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皮克迪的书名是在向马克思致敬,他的工作是在回归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传统。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因为皮克迪通过他的新著,延续着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老命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或市场)活动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个关系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命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充斥着各类假设和模型的主流经济学界所遗忘。在皮克迪掀起热浪后,重拳出击的美国《金融时报》并没有直接回应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而是从数据整理分析的环节大肆批评皮克迪技术不过硬。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这些数据揭示的现实生活与媒体的宣传、学者的论断以及大众的普遍认知大相径庭。

观察一个古董级的命题在知识界的沉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关于资本和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曾经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评论: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在全球飞速扩张,它所带来的财富和繁荣使人们忘记了、或者有意否定了前辈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性质的判断。如果不回溯早期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的历史,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评论。

19世纪的英国,资本恣意横行,国家直接服务于资本牟利的本性,很少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这样的条件导致了令人震惊的贫富分化和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1803年,英国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工业革命完成时,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国民总收入。而当时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记录更是令人不忍卒读。据史料记载,在一个受访的工人家庭,父亲因伤失去劳动能力,全家靠一个5岁的儿子做工维持生活。一开始,这位父亲还出于自尊拒绝吃儿子挣来的面包,可是后来,他发展到与儿子争食的地步,结果这个5岁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出门工作。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资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社会现实。当时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的生活中是没有互助的,相反,在名为自由竞争的战争法则之下成为互相敌对的状态。金钱不应该是人与人的唯一关系,可是我们对这一点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现在,人们认为金钱能够赦免一切罪恶,能够解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约定,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钱,什么道德、公理、公正,一切都无所谓。”

这种状态是不能够持续的,英国和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时刻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19世纪下半叶,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陆续推出了改善底层工人生活的福利政策。按照迪斯雷利的话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因此,要给茅屋以面包,给宫殿以和平。这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了直到一战之前欧洲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繁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资本为了逐利,动员国家机器来争夺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末期,匈牙利学者波拉尼推出了他的名著《大转型》,再次条分缕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并指出一个独立于社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市场必将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人如何选择?历史展现了两个图景:一个是抛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所走的道路;另一个是修正它,约束资本和市场,减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冲击,这就是战后西欧的福利国家道路。

因为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两条道路先后遇到了困境。1980年以后,给资本松绑、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如是,历史重现,这就是皮克迪在他的新著中所展示的现实。沃勒斯坦曾经提醒过,资本主义会创造为它服务的知识。过去几十年里,主流经济学为市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而皮克迪打破了关于自由市场的种种神话。看来,一个老命题却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和公众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介绍:张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标签: 皮克迪 1980年 资本主义 热议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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