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财经智囊Top榜:刘鹤林毅夫蔡昉等入选

发布时间:2014-08-31 16:13:32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编辑:何江宁  

随着经济学家蔡昉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中南海的财经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级的人选。

自中国经济改革伊始,政府财经决策的智囊们——无论身在政府直属的研究咨询机构,还是就职于大学或其他智库组织——就在中南海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等相比,今天的财经智囊有何新特点呢?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咨询了多名不同政界学界人士,以多个标准筛选出当今中国经济智囊的Top榜单。这些标准包括:他们首先都是一流学者,有着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依然不脱离学术研究;其次,他们在权威智库机构中担任要职,其所在的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询性质;其三,他们经常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建议,其研究成果能影响经济决策,并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重要影响。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们挑选了不同界别的6名人士作为代表,试图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脉络。他们分别是:刘鹤、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

但以上远不代表全部,易纲、潘功胜、韩俊、韩文秀、陈雨露、胡鞍钢、王一鸣、范恒山、贾康、陈东琪等也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专家型官员或学者智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辜胜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李毅中,以及陈清泰、王战、迟福林、樊纲、刘伟、钱颖一、李稻葵、宋国青等,他们的观点和见识也经常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声誉。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本身也是“智囊”,较为著名的有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马建堂等。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或科研活动在慢慢减少,但他们却是中国经济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级以上”学者

虽然在学术和个人风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级智囊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梳理公认主流智囊人士的现任职务可发现,他们分别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机构、重点学术机构担任主要职务,且担任职务均等同副部长或以上级别。

以前述6名人士为例,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刘世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级高位。

一名政经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这些部门基本囊括了国家重要经济政策的出口,对高层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曝光率较高的智囊人物都属于他们研究领域一线梯队的少壮派。刘鹤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最年长的陈锡文1950年出生,最年轻的蔡昉生于1956年。一名与他们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诉本报,近十年以来,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将“舞台让给年轻人”成为共识。

谈及上述6人,这名人士称他们均为中流砥柱式人物,处于各方面状态最为巅峰的时刻。“这几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是精力旺盛且勤奋。”这名人士称,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因为剪头发浪费时间而头疼。

与普通学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常常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将自己的观点意见提供给主要领导人。记者梳理发现,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经济座谈会都会邀请除有官方职务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刘鹤、陈锡文有职务职责外,其余四人被邀请“入海献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刘世锦、李扬、林毅夫受邀列席。从后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透露信息来看,内容与这次专家座谈会所讨论的领域重合度甚高。

不仅参与日常经济政策讨论,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是为政治局委员上过课的“中南海讲师”。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就曾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分析经济形势。林毅夫曾回忆,领导人在听课时会把文件或电话放在一边;2005年4月,刘世锦为政治局委员讲授《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从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间,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这在经济学家中非常罕见。

谈及中国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1998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今顶尖的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官员。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

顶级智囊们都与该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戏称,50人论坛几乎就包含了当前所有可以成为“智囊”的人。不仅前述6人全部是论坛成员,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对本报证实,刘鹤是论坛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现任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

学术领域风向标

除去种种身份和头衔,这些智囊从本质上来看都是顶尖的经济学者,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学术和科研背景,更引领着所在领域的潮流和风向,发出被认为是最新、最前卫的声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是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

“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曾说,“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作为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世锦的学术功底也极受称道,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发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担了大部分国家核心经济改革的调研,其中重要课题刘世锦都会组织。这名人士透露,刘世锦还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较早提出“新常态”的人;在中国经济变革的当前,他主持的研究还较早预见并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增速换挡)的判断。

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扬擅长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蔡昉曾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并提出“刘易斯拐点”、“渐进式放开二孩”等颇具争议的学术观点;李扬则主持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

官员学术化

尽管几轮调换,中央和政府财经机构的班子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越发明显。从中财办、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央行等主要机构领导人背景履历可看出,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和本领域长期工作经验,即使抛开官员身份,也是该领域的学术翘楚。

去年以来,刘鹤成为最受关注的高层智囊。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刘鹤就以经济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习近平赴全国各地考察,或者会见外宾。十八大以后,几乎习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刘鹤陪同。

一些熟悉刘鹤的人戏称其为“工农兵加海归”。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像刘鹤这样的政策制定者既对中国情况有接地气的认知,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知情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介绍,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过十一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五部由国务院正式颁布。他还参与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同时还是中共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重要执笔人,为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过经济讲稿。

此外,他还是许多重要政策的“预见者”。如今的国家级重要战略“新型城镇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刘鹤在文中建议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避免拉美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是公认的高级智囊。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学术成果常常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学者多次引用。

易纲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陈锡文,我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学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后,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曾先后三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三等奖。

粮食、土地、农民工、城镇化……近20年来,他几乎参与了在中国发展中所有重要“三农”问题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时也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来锦囊

2014年已经进入中国改革的落实年,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些已确定的路线图既考验高层改革决心和勇气,也考验高层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维,而未来政策的走向,也许就藏在这些高级智囊的言论里。

在“新常态”时期,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中长期的经济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扬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环节的改革将基本就位,各经济领域的体制也将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就会稳定下来,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会重新树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管理体制也会有重大调整,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会进行调整,金融体系会有重大变化。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会进一步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更大进展。

林毅夫一贯对中国经济“乐观”,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但要改变“穷人补贴富人”的“双轨制”后遗症。他提出,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确表示“中国还没有陷入经济悲观时代”,他提出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相比之下,刘世锦对中国经济较为谨慎,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后,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他建议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

自从2013年3月担任中财办主任之后,刘鹤很少发表公开言论。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从公开信息看来,刘鹤是反对在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并且警惕高福利对政府债务、财政政策空间的负面影响。

此外,陈锡文近期还提出深化农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难题,并强调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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